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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此时的商人外出经商，如手头银根紧缺或者身无分文，完全可以凭借其多年来树立的良好信誉——当然，有时也需要有现金、实物保证或请中间人担保——在宗族和熟人之间以会票的形式凭以借贷，这也是最原始的民间异地融资的一种手段。
一般来说，若是熟人借贷，打个借条也就是了，但是这会票还和借条不一样。会票具有在“一地借款，凭票到异地还款”的功能，它同时兼有借贷文书和异地汇兑凭证两种作用，而借条仅有借贷功能而无汇兑“本领”，虽两者的功能不尽一致，但内容相近。
其次，借条的借贷手续繁杂，需要一定的保证金或相同的实物作担保，然后凭以缴纳官税诸如印花税之类，并附带高额利息，限时一并还清，这样，借条就促成了双方当事人成为一种公认的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它就成为借贷之间的法律文书，成为可作申控的原始司法凭据。而借贷型会票则不然，它是人与人之间互利互助的一种形式，可以有现金、信物、中保，也可以什么都不要，仅凭一纸会票文书，不必缴纳印花税，没有法律文书效应，在特定的人群内部用以兑取本金和较低的利息，它是民间信誉文书，因而借贷型会票还贷的自我约束力要高于借条——只有互利双赢的诚`一`本`读`小说`信，才是民间会票生存的基石。
抛开私人借贷来说，这种凭证，一般是某个钱庄发行的，证明该人在该钱庄有多少银子，可以在该钱庄的所有分号，随时随地的把银子取出来。当然，去取的时候，除了这个凭证之外，还要有密押，也就是类似于后世的密码了。
这个年代的保密手段，其实已经是相当的先进。
像是董策手里拿的这张会票，上面除了写的密密麻麻的字之外，还有水印的存在。
水印，在这个年代，已经存在了。
水印，是在造纸过程中形成的，“夹”在纸中而不是在纸的表面，迎光透视时可以清晰看到有明暗纹理的图形、人像或文字，它是纸张在生产过程中用改变纸浆纤维密度的方法而制成的。当在光线照射下看，水印图案便会呈現相对浅色或半透明的效果，除非把纸张烧毁，否则不能把水印除去。
其主要目的就是防伪。就拿董策手中的这张汇票来说，水印都是有一定规律的，外行人看来肯定是乱七八糟，但是在钱庄那些有经验的掌柜看来，一目了然。而若是谁敢拿着仿造的会票去取，定然是会被轻易识破。就算是这些人刻意的仿造这种水印，也绝不会做到天衣无缝。
这是在纸面上的防伪，而更严密的当属是在密押上的防伪。
单单靠着势力的支撑是做不成生意的。
像是茂德钱庄这种在太原有分号，在大同有分号，在京城也有分号的大型钱庄，其会票的制作和书写，对保密性有极为严格的要求，绝不允许有任何的差错。除了使用了大明，也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技术，水印印刷，并在关键部位加盖戳印之外，还有另外两个法子。
其一是字迹。由某一地钱庄的专职人员用毛笔书写会票内容。其笔迹同时通报‘茂德钱庄’遍布北地的一十三家大小票号。
其二就是密押，这密押，几乎是类似于密码本的存在。
“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表示一至十二月；“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私，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表示每个月的一至三十天。“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表示银两的一至十位。“国宝流通”，表示万千百两。
董策这张汇票的密押是‘章最看宝通’，其实指的便是董策在十二月初八这一日，汇入了五千两银子。而这些银子，是各地都可以取出来的。若是在存入的时候加上只有某地钱庄才能取这一条的话，密押还会更长。
像是这等密押，外人是绝对无法解密的。
银钱是准备好了，只是却还缺了一个东西，或者说，是一个人，一个极其重要的人。
一个引荐人。
此人须得和你想要拜访的人相熟，至少是认识，得有些交情，能够让你顺利的进入府中，见到你想见的人。而若是没有这个引荐人的话，你别说是送银子运作了，根本连府门都进不去。就算是你送再多的银子，对方根本不会要，更不会给你办事儿。
明末官场，尤其如此。无论是拜访京中的大员，还是皇帝身边信任的太监，亦或是封疆大吏，一方权臣，都是须得有中人的引荐。是以许多去京里跑关系的人，往往都是要呆上个一年半载。比如说先找一个同乡或是同年或是和父辈交情不错的长者，请这位带着他去拜访另一外，然后这另一外又带着他拜访下一位……如此经过三五个人之后，才会见到那想见的，能帮到自己的人。
这等案例极多，不胜枚举。
这个中人，倒是不怎么拘泥身份。比如说可以是你那位目标的同僚，同年，同乡，或者一起共过事的曾经的同僚。此人的子侄辈，此人的幕僚，甚至是此人的管家都可以……总归一句话，得脸儿熟，说的上话。
更何况此次董策要见的不是别人，乃是宣大总督杨嗣昌。这位辖理宣府、大同、山西三抚三镇，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衔儿的老大人，可是这片土地上的最高主宰。也是整个大明朝最有权势的煊赫人物之一，想要见到他，更是难上加难。
这便是一个大麻烦。
其实若是抛开这个因素的话，别的还都算是好解决，尤其比较让人欣慰的一点是，在明朝，哪怕是奢靡成风的明朝末年，请托办事儿的花销也并不是极大。
几百年官场下来，文官系统中对于什么级别须送多少礼金，已经有了一个各人都心知肚明，约定俗成的规矩了。
阁老级别的，也就是两千两银子。而景泰三年，景泰帝想要废掉哥哥，前任皇帝英宗朱祁镇的儿子，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这件事儿遭到了朝臣的剧烈反对，以至于景泰帝甚至不得不拿出金银钱财来贿赂臣子们——那些朝中数得上号儿的文官大臣，每个人送了一百两白银，一百两黄金，折合下来，大约是一千六百两白银左右。一方面可见土木之变后文官势力庞大到何等程度以及景泰帝实在不是什么强硬的主儿，一方面也可以得见，这些银钱，已经算是很拿的出手的礼物了。
在贿赂上官这方面，明朝比之满清可是差了太多。
像是乾隆年间，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在任期，与下属共同以多报受灾之方式侵吞救济款。各州县也是频频多报受灾，为的是多贪污，只是这些话招儿能瞒得过朝廷，却瞒不过顶头上司王亶望。于是不得不向王亶望行贿，金县知县邱大英，行贿一万一千四百两银，平番知县何汝楠，行贿一万八千两银。
此外各州县行贿乃是被索贿者不胜枚举，时人编顺口溜曰：“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类似于后世交一千两银子仅见上一面，打个招呼；交两千两才与你共同吃顿便饭，有个印象；交三千两才会与你一块游玩，射射箭啦，打打高尔夫啦等等。
至于万古第一贪和珅和大人更不用说了。
向和珅行贿的高官，闽浙总督福长安、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云贵总督李侍尧、吏部郎中和精额、宗室寅著、浙江巡抚伊龄阿等都在其中。一些稗官野史且不说他，单单是史实可考，证据确凿的就有两桩。其一，和珅妻子死后，两淮盐政征瑞送去助葬银二十万两，但和珅嫌少，要他再送缎匹珍宝，结果合计送了四十万两。其二，皇太极长子豪格爵位可世袭，传到曾孙辈时，应由直系蕴住之子承袭，但蕴住侄永锡为了夺取爵位，把两处铺面送给和珅，托他在乾隆面前说情，和珅拿了贿赂，倒也是办成了事儿。
向和珅行贿的官员不计其数，以至于很多人烧香找不到庙门。某一任山西巡抚派人带二十万两银子给和珅送礼，这个人花了五千两银子当小费，结果只见到了一个和珅的仆人，人家只给打了一个收条，二十万两银子连和珅的影子都没见着。和珅有服食珍珠的习惯，有个珍珠商人得知这一情况后，他把珍珠用赤金包裹成丸状，增加珠子的价值，售两万金，尽管价格昂贵，但众多官员纷纷抢购，进献和珅。
跟这位一比，什么严嵩张居正余阶周奎，那都是弱爆了。
董策从钱庄离开之后，脑子里面一直思索着：找谁？
他想起那一日刘若宰跟自己说的一件事。那一次是董策剿灭了白麻子匪帮之后，刘若宰提上去了再次给董策升官儿的札子，但是对于董策时日如此之短就连续两次升官儿，总督府内某些人物也是颇有些微词。但巧合的是，宣大总督杨嗣昌身边有一位晋北土生土长，深悉晋北大同内情的得力参随，一家老少都是被白麻子所杀，自然是恨极了他，也因此对董策就颇为的感谢。就是在他的强硬主持下，硬是很快就把流程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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