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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零时，我想同其他的时刻边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区别。也许一个婴儿出生了，而另一个老人却死亡了。有的国家被白雪笼罩，而有的则被洪水围困。某一朵花静悄悄地开了，而某一棵树却在雷电声中訇然倒下。河流不会因为新世纪的到来而改变方向，它依然会在淤满泥沙的旧河床中无波地流动；房屋如果不受地震、火灾和龙卷风等等的威胁，也依然会在这个一天中最黑暗的时刻负载着人类千奇百怪的梦境。新世纪在零点钟声清寂地落下后迎头而来，我想不会有人看见它头顶的曙光，因为那时对自然来讲是最沉重和黑暗的时刻。
时间绝对不会因为二十世纪的完结而脱胎换骨，它该如何循序渐进地走下去就如何走下去。我们一觉醒来，发现二十一世纪同昨日的二十世纪没有什么具体的区别，依然是陈旧的阳光照着古老的街道，卖早点的人也同以往一样眼角淤着眼屎呵欠连天地炸油条。菜摊儿前的妇女提着形形色色的菜篮子在为一家人的生计操心，而餐桌前的孩子则像雏燕一样等待家长把饭喂到他们口中。
二十一世纪就在一片庸碌声中平凡地开始了。你别指望在那个世纪之交会有数百条彩虹横空出世令你惊喜不已，也不必担心像某些预言家所讲的那样会面临灭顶之灾。地球和人类在我看来都是很皮实的东西，虽然有陨石雨、战争、饥荒、瘟疫等等不间断地折磨他们，但他们总是能够找到战胜和消解它们的方式。他们自身有着强大的免疫力。这种巨大的存在是不可抗拒的。所以我从不担心二十一世纪会像出现了病毒的计算机中的资料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它肯定会如期来临。
像我这样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人，基本上是把半辈子扔给了二十世纪，而另外的半辈子则会在二十一世纪上奔波。从我出生时起，世界就早已形成了。它轮廓分明，井然有序。人们生病了去医院，该上学了去学校，缺柴米油盐了去粮店，犯罪了去蹲监狱，看破红尘的人踏入寺庙，仿佛一切都已约定俗成。早已有人发明了汽车、飞机、电话等等便捷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使我们的出行和联络变得极为方便。任何一座房屋都有电灯的照耀，随之产生了电视、冰箱、洗衣机、组合音响、吸尘器等等靠电为人类提供娱乐和舒适生活的工具。你几乎不用动什么脑筋，就可以安然地进入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状态。一切都是现成的，使你没有思考的余地和创造的空间。
我开始逐渐懂得国家有别，国与国之间以政治的名义又划分出了几个世界。至于国家内部的政治也是错综复杂的，所以战争既有世界大战也有国家内战。至于经济，它越来越成为人类生活最关注的话题，而直接带动经济腾飞的科学技术也备受重视。经济实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开始主宰人的精神生活，所以它不知不觉地已经渗透到政治、军事、上层建筑等诸多领域。而文化艺术发展到今天，仿佛最辉煌的时刻已经过去，无数的艺术大师像群星一样闪烁在茫茫夜空中，使我们只有顶礼膜拜的份。就我的狭窄视野和生存状况来看，建筑有了中世纪欧洲各国那些著名的大教堂就已经算是登峰造极了。而音乐有了巴赫、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就够了。至于绘画，梵高一个人就把激情的表达推到了顶点。而文学，东方有了川端康成、西方有了福克纳也足以使黯淡的天空为之一亮。
这个世界正在有条不紊地向前走着，以至于我常怀疑在它的深处埋藏着巨大的阴谋。我们的一切仿佛都已经被预定了，到处都是秩序和法则，你无法使自身真正摆脱羁绊而天马行空。所以在现实社会中，你若内心拥有自由的情感，无疑是把苦难之水倾在自己的头上。这世界需要的仿佛只是木偶，只有这样你才能毫无伤害地平静走完一生。你若对这个世界问询多了，它便会给你致命的一击。尼采是问得太多了，所以他发疯了；梵高也问多了，他亲手割下了自己的耳朵作为代价；贝多芬也问多了，所以最后让旋律诀别了他，使他失聪而坠入一个强大的寂静的空间。还有海明威、三岛由纪夫等等，他们干脆把自己的命也问进去了。然而正是这些人，使我觉得这世界还能让人活下去。
文化艺术是靠想象力的支撑才得以发展的。想象诞生了数不清的神话和传说，使我们觉得在嘈杂的生存空间里有隐隐的光带在闪闪烁烁而令人倍觉温暖。然而现在，神话和传说却难以诞生了，那些自诩为神话的东西让人嗅到的却是一股浊重的膏药味。我怀疑人类的想象力正在逐渐萎缩。同一模式的房屋、冷漠的生存空间、机械单调的生活内容，大约都是使想象力蜕化的客观因素。房屋越建越稠密，青色的水泥马路在地球上像一群毒蛇一样四处游走，使许多林地的绿色永远窒息于它们身下。我们喝着经过漂白粉消毒的自来水，吃着经过化肥催化而长成的饱满却无味的稻米，出门乘坐喷出恶臭尾气的公共汽车。我们整天无精打采，茫然无从。这种时刻，想象力注定是杳如黄鹤，一去不回。高科技的发展在使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极为方便和舒适的同时，也在静悄悄地扼杀了人的激情。如果激情消逝了，人也就不会再有幻想和回忆，也许在新世纪的生活中，我们的周围会越来越缺乏尘土的气息，我们仿佛僵尸一样被泡在福尔马林中，再没有如烟往事可以拾取，那该多么可悲。
我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总是心怀警惕。文明有时候是个隐形杀手。当我们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而战战兢兢地与文明接近时，人适应大自然的能力也在不同程度地下降。战争是和平的敌人，但谁能否认在战争的硝烟中诞生了无数动人的故事，而在和平生活中人们却麻木不仁？更可怕的还是道德。我们所接受的道德观基本是以伪君子的面目出现的，它无视人内心最为自由而人道的情感，而衣冠楚楚的人类却视其为美德。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多么畸形，可它居然被演绎成爱情的典范。而最近轰动一时的廊桥遗梦，其实也无非是对传统道德观的一次最积极的维护。道德阻碍了情感的融合，人解决不了这个矛盾，于是就诗情画意地让他们死后的骨灰相会在清风荡漾的罗斯曼桥下，这有多么残酷。我们不应该为这个令人肝肠欲碎的爱情故事而流泪，而应该为人类情感所身处的尴尬处境痛哭。对人而言，以道德来压抑幸福和情感，这世界还有什么值得令人动情的事物而让人赖以生存呢？每当我想起这些，内心便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和绝望之感。任何独辟蹊径的生活方式便也就屡屡遭到世人的责难和白眼，所以幸福的获得是辛酸的。我非常崇敬卓别林，因为他最为深刻地理解了幸福，那就是有代价的幸福。所以他的喜剧作品让人笑过之后充满凄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作品也就是悲剧作品。我记得他曾经复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侍者端着盘子笑吟吟地走进餐厅，突然被一只香蕉皮给滑倒了，于是狼狈地倒在地上，众人见状便大笑起来。卓别林认为跌倒并不引人发笑，引人发笑的是一个人在瞬间由快乐而突然坠入了忧伤。他的这种理解使我觉得卓别林是一个参透了人世间酸甜苦辣的艺术大师。被辛酸浸淫着的幸福，一定像撒满晨露的蓓蕾一样让人心动。我不知道自己的一生能否获得这样的幸福，因为它到来的过程充满桎梏，实在像船行进在浅滩中一样艰难。
我们站在动物园里看到被关在铁笼子中的老虎时总是充满同情。因为它威风扫地，懒洋洋如肥胖的家猫。可我们却并不知道，我们自身的处境同它一样，只不过我们的笼子是巨大而无形的。我们的激情也如同老虎的威风一样正成为昨夜长风。二十一世纪能真正给予我们一些什么？更高更新的科学技术？如秋水一般波澜不兴的和平？只有教堂而没有监狱的空间？再没有了吸毒和卖淫的人，人人都成为了彬彬有礼、深有教养的文明人？倘若人类果真发展到这种境界，世界还称其为世界吗？我怀疑那时候人恐怕连自杀的勇气都丧失殆尽了。
我太喜欢有个性的生命了，因为他们周身散发着神性光辉。所以我对克隆羊的诞生深恶痛绝，因为它的出现是对共性生命的认同而却对个性生命充满了蔑视和讽刺。可以同一模式复制的生命在我看来就不是生命。生命是多元化的，所以他们的身上能产生绚烂多彩的幻想。人类生命之所以能得以顺利延续下来，也许并不仅仅在于生育（它充其量只是诞生人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而在于绵绵无尽的幻想。如果问我这世界有什么东西是不朽的，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幻想。幻想使内心最深切的渴望与现实拉近了距离，它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沟通的目的；幻想使你最为看重的价值在瞬间得到了认同；幻想能够融化一座巍峨的冰山，能够使河流出现彩虹般的小舟。幻想在幸福与痛苦夹峙起来的深谷中像鱼一样坚韧地浮游，它在你的双足无法抵达的地方，却将你的心拴上浪漫的丝线牵掣到那里。所以幻想是人生存下去的最有力的支撑和动力。我想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只要还葆有幻想，仍然会充满无限的生机而使文化艺术的源流不致过早枯竭。
最初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的内心总有一种骚动不安的感觉，你每时每刻都处在激动之中，以为自己正在笔下创造出诗意的生活。那一时期最喜欢的作家便是屠格涅夫和川端康成，他们笔下的风景和人物很容易与我身处的极北环境达成和谐。那时总觉得与周围的人际关系有着巨大的隔膜，与世界格格不入。十几年过去当我步入中年后，我才明白那其实是青春期的一种可爱的骚动，它带着许多自以为是的虚荣，而与朴素的艺术背道而驰。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老师，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引向真正的人生之旅。现在我不太喜欢屠格涅夫了，因为他笔下的悲剧人为的痕迹太浓，而且弥漫在作品表层的诗意氛围太明显。但我仍然欣赏川端康成，我认为只有他真正代表了东方精神。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贯中西的人只能成为大学问家，而却很难成为大艺术家，因为艺术需要那些偏颇而又棱角分明的人的净化和完善。学问不需要极端，而艺术往往需要，也许这是我个人理解上的偏差。
文学在未来的世纪中还会不会有巨大的高峰出现？我看可能性不大。因为文学不像科学技术，未知的领域仍然很广阔，只要有了新发现就会轰动全球。文学是靠话语来维系和表现的，而话总有说尽的时候。但我仍然对它满含敬意和痴迷，因为它毕竟是使我能够平静跨入新世纪的一把雪亮的钥匙。它虽然如晚风一样令你难以看清，但毕竟你能感觉到它温柔的抚摸和沁人心脾的爽意。而其他的事物绝对没有给我如此经久不衰的激情。我在香火缭绕的寺庙中叩头祈祷的一瞬，内心里满是人间烟火的事情，脱离凡尘于我来讲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也许正因如此，我极其恐惧未来世纪的人间尘土气息会在道德和文明的挤压下越来越淡薄，如一棵树被经过持续不断的修剪后，规规矩矩地僵直地立着，再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能给人制造变幻的阴影和遐想，那么即使这树下仍有极小的一块阴凉，我们也不情愿靠在它的身下休息。虽然我明白幸福的获得是辛酸的，但我依然热切地渴望它，渴望它能像一场意外的雨一样淋湿我、滋润我，哪怕它姗姗来迟呢！我是不是过于贪婪了？
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他认为白种民族都迷恋战争、掠夺和毁灭。此种观点在辜鸿铭的文章中也有体现。辜氏认为：“在中国，战争是一种意外事故，可是在欧洲，战争则是一种必需。”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是孔教赋予了中国人儒雅而安静的性格。而我却在想另外的问题，当我们避开战争的时候，我们在享受和创造出些什么？欧洲在流血，而我们却在吸食他们送上来的鸦片。这种忍耐力又有什么值得称颂的呢？我们是一个太容易在出生时就安排好归宿的民族，所以我们的自由精神和创造力总是显得那么贫弱。儒教的最大弊端在我看来就是扼杀人的激情。
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了，伫立在本世纪的晚风中，我希望新世纪依然有我们这个世纪所喜欢和所憎恨的事物，它们仍能带给我们种种复杂的情感。如果我不能置身于鱼群飞舞、星汉灿烂的环境，就让我的心灵抵达那里。我将随着那些方方正正的优美的汉字一同继续新世纪的漫漫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