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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我和谢晋元以及大批的各地军政人员被邀请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此之前由于政府在和日军大战时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仍然主张和日本谈判，遭到了爱国激进军人的强烈反应。蒋介石和汪精卫在黑龙江部队被迫停止进攻后，被社会舆论认为、是卖国主谋，激进的爱国者们把两人列为暗杀的对象。1935年11月1日至6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时，大礼堂里的秩序比较混乱，于是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影，返回会议厅休息室。汪精卫见蒋介石迟迟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精卫说：“各中央委员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摄影刚完，爱**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汪精卫虽受重伤但没有危及生命，被刺受伤后离开南京前往欧洲疗养，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由蒋介石接任，外交部长由张群接任。此后蒋介石的独裁权力不仅在政府方面和军队方面，在党的方面也增长起来。1935年12月2日至7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为胡汉民，蒋介石为副主席；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则为汪精卫，蒋介石亦为副主席，但胡汉民和汪精卫都在国外养病，实际国民党已由蒋先生一手操纵。汪精卫被刺后，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又遭暗杀，此后国民党内主张**的主战派成为主流。我们看政府在全国抗日上有了一定决心，蒋先生一反常态对日本态度强硬起来，决定参加这次会议。
我们接到通知表示将按时到达，7月8日我们一行飞机抵达南京上空，在机场早就挤满了各界欢迎人士。突然人群爆发出欢呼声，“快看，来了！”人们跟这他们的视线看见天边出现了几架飞机，首先是一架运输机着陆，随后五架战斗机降落下来。运输机缓缓停在人们前面，机门打开后我站在机舱门前向大家挥手表示感谢，在政府陪同的官员下走过欢迎人群。各界人士不停挥舞手上拿的小党旗，我沿路不停向他们挥手致敬，看见年纪大的还不时的去和他们握手。机场的飞行员看见我们的飞机一阵惊奇，原来蒋先生刚刚购买的专机也是和我们同一型号的容克52/3M运输机。
在党内主战派占据上风的情况下，各方势力都尽力拉拢我们这样在抗日前线，手握重兵的地方大员。这次我特地和邓演达先生一起回来，他在国民党各种场合的知名度比我高甚多，达到了我分散别人注意的目的。蒋先生特地叫我们和他一起到南京各处演讲，参加各种宴会，表明中央抗日的决心和对地方抗日的。虽然我们恨其在关键时刻扯我们后腿让我们功亏一篑，但是现在他表明了联合“所有”力量抗日的决心，我们不能破坏他们这刚兴起来之不易的抗日热情，所以我不得不应对他的各种邀请。他也借着和我们坚决抗日的行为让自己沾了边，似乎要对外界传达以前对日妥协是表面情况，其实一直黑龙江等地的抗日的想法。我知道如果中国团结起来和日本有得一战，也没有计较，但是我不会对他们抱太大的幻想，我们仍然是他们眼中钉，只是现在有了点可以利用的地方而已。
连续几天的会议重点讨论了中国内政和对日问题，和原来软弱的态度相比政府强硬了很多，外交部长张群甚至亲自驳斥了日本的驻华大使，这在汪精卫当外交部长时是不可想象的。讨论的大多问题我都不感兴趣，不能不说他们的提议不好。他们制定了不少改变中国落后状况的计划，却不知已经脱离了实际，加上地方各种官绅勾结导致政令不通，对各种政策阳奉阴违，实际上中央控制的地区反而没有那些稍微有点野心的地方政府管理得好。那些地方势力还懂得老百姓是他们的基础，想了一些法子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政府也比较清廉点，不象中央管辖的几省贪污成风。里面做得最好的是山西的阎锡山，他们从地主手上用各种方法收缴、购买了土地低价租或者买给农民，计划把所有的农民变成中农，也兴建了一批比较现代的工厂，是我比较佩服的。像山东的韩复渠，广西的李宗仁等人对地方管理比较严，百姓生活相对比那些鱼米之乡的还强点。中央从来没有下力气来追查底下政府官员的贪污情况，只是一味的争权夺利，各自拉帮结派，加上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没有太大的向心力，对有实力的地方势力只能拉拢收买，没有能控制他们。
邓演达一到南京就接到大量的请贴，有的是在南京的原来黄埔学生，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还有一些曾经一起共事的老朋友。陈诚受蒋介石的邀请来探听邓演达的口风。陈诚见到邓演达就立正敬礼亲切的说：“邓先生好！”邓演达也一身戎装，只是没有佩带任何军衔，他回了礼说：“辞修，听说这些年来你跟着蒋先生到处征战，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陈诚忙说，“这只是分内的事情，是为了早日达到孙总理的遗训，学生不敢有任何的松懈。”邓演达说：“蒋先生现在很希望统一中国，作为中国的领袖这无可厚非，但是不应该抛弃孙总理的遗训，要团结一切力量对外抗击日本侵略，对内加强内政建设，得到全国民众的认同。现在政府里有多少人不贪财，有几个人真正想做点实事，都在内斗争权夺利！我一直对你印象不错，是因为你是个可以干实事的人，你要多劝劝蒋先生不要再一味的内战了。你们一直打内战，逼得**也违背了孙总理的遗训，杀富济贫来和中央对抗，我看了很心痛，你们已经离孙总理的理想越来越远了。
“邓先生说的是，现在我们已经和**方面通过驻苏联大使有了接触，如果他们接受我们条件的话我们应该可以整编他们的部队。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敌人是日本人，不知道现在黑龙江的李成坤将军有什么想法？”邓演达看着陈诚，心想这才是他来的真正的目的吧。他认真的说：“我们黑龙江因为在去年的战斗中损失惨重，那些经过几年训练的老兵几乎拼干净了，多年的囤积武器弹药和各种补给也在这一仗中消耗干净，我们要进行真正的大规模的战斗必须有三年以上的准备时间，否则我们我们难逃灭亡的命运！希望中央可以多给点资金和物资支援，实在不行可以给我们点地方让我们可以修养一下。”陈诚一听，那敢答应，马上应付道：“回去就把先生的意见向校长转达，我们会尽力……”
当陈诚把邓演达说的话转达给蒋介石听时，蒋马上就骂了起来：“娘西皮的，他们占着中国最富裕的地方，还好意思和我们哭穷。他们都把我们当钱罐子了，我们现在到处要用钱，自己都不够用，那里还有多的给他们？你跟他们说，钱是一分都没有了，要他们自己去想办法。”陈诚说：“上次他们打仗损失的确比较大，他们和日本人正面冲突伤亡非常大。听说有经验的部队几乎都打干净了，和日本人斗了几年损失了到了七八十万军队，他们几乎家家带孝，对他们一个省也的打击确是沉重了点。虽然他们要求比较无理，他们说的也是事实。现在他们无力和日本人斗，我们既然已经决定了准备和日本人翻脸，就不得不考虑在抗日最前线的他们的立场。他们越强大拖住的日本军队就越多，对我们就越有利，既然我们没有钱，是不是适当给点好处他们？”
蒋介石听了也沉思起来，他们要地盘，我们既要封他们的口又要不损害自己的利益才行。他看着地图沉思起来，在黑龙江和蒙古地区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空间，山西的阎百川，现在在陕西的张汉卿，察哈尔的宋哲元……他们都不好动，宁夏和甘肃已经派胡宗南过去了，而且不能让李成坤得到真正的好处，让他们如虎添翼就不好了。忽然看见蒙古西面的地方，就笑了起来，给他们一个烫手的芋头，让他们自己去争夺好了。反正那里不仅人口稀少地方贫乏，而且民族众多，听说他们已经脱离中央的管制范围了，并且已经和苏联有勾结，要是李成坤想要的话就让他们自己去打下来，一来他们得不多少到实质好处，二来和苏联也要闹翻了，这对中央是有好处的。
当我向蒋介石提出给我们支援的时候，蒋介石说：“你们受了很大的损失我们是知道的，现在中央整军备战，兴建各种防御工事非常费钱，中央财政已经不堪重负了，现在实在是拿不出多余的钱来。像你们开的几个大矿厂收益相当不错，应该可以一下嘛！”我听了一脸难过的样子，心里骂到：“要不是我这次有准备先提出来要援助，他们铁定想把我们的几个重金属矿收回去。他吗的看见我们这段时间很赚了点钱有心里不平衡，把所以的这种重家属矿都收归国有，但是总的产量还比不少我们给他们的分成的一半，让他们心谗不已，想借这次机会把矿收回去。我们对他们的这种相法有所察觉才制定了以退为进的计划，不仅要保住我们的矿厂，还要得到实质的好处。在我们周围地方除了新疆别的地方的地方势力和中央渗透进来的实力都非常的强大，和他们争十分不利，搞不好就和中央翻脸实为不智之举。我们这几年迅速的发展已经引起他们的警觉，不可能给我们什么好地方，唯一可以给的只有新疆了，这也要他们自己开口送我们才好办。新疆在他们眼力只不过是一块政府无力管辖的贫瘠之地，在我们眼里却是物资非常的丰富，很多地方适合机械化农垦建设，是除了黑龙江以外另一个非常适合移民的地方，对我们以后发展有很大的作用。”蒋介石安慰到：“你们人口损失比较大，为国捐躯了几十万将士，这我们都知道的。我们决定让你们主管新疆的军政事务来稍做补偿，新疆现在政府还无法管辖，听说他们和境外有些势力勾结，希望你们到了以后能认真调查一下……”我马上表示非常感谢政府的对我们的云云。
邓演达看着我铁青着脸回来，也不说话，直接到了我们戒备森严的屋子里，他低声问：“事情办好了？”我点了点头说：“立刻通知准备实行‘颠覆’计划，我们回去后立刻开始实行，以免遭到中央怀疑。”新疆现在乱斗不止，马仲英三次乱疆，每次不过几千人而已，新疆地方民族势力比较大，加上盛世才拉拢苏联人帮助才在新疆占稳脚跟。盛世才那里有一支“红八团”是全副武装的苏联部队，据说编制人数达到旅了，拥有飞机、装甲车等先进的武器，盛世才也用新疆的矿产换了近500万卢布的武器，部队从原来的二三千人发展到了上万人的规模，盛世才上台的时候曾经软禁中央来的副参谋长，中央因为权力无法达到新疆对他们无法，后来等盛世才站稳了才给个新疆督办的头衔，南京一直对他们不感冒，没有什么好感，这次正好借我们手去收拾他们。我们对南京的各种想法通过邓演达先生设想来一一的推测，营造出各种有利的环境，让中央请口给我们实际的答复，让我们有名义上出兵的理由。
这次会议把对全国反日的行动掀上**，虽然经过了几年，才有这样的反应，民众也非常的兴奋。我因为是初次参加所以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会议中和许多地方实力派进行了各种会谈，在他们小心翼翼询问我的态度时候，我对他们说我坚决反对任何内战。中国现在已经如此贫穷落后却还在无休止的内战，让外敌得以入侵，如果再不团结起来国将不存。在参加完会议后，我们迅速的回到了内蒙古，机场上已经有三十四架容克52/M3运输机和老式的容克运输机以及从日本人手里夺来的运输机共五十二架飞机。容克52/M3飞机可以携带全副武装的士兵二十名，老式容克和日本的差不多只能带十人左右，这些飞机中总共携带有800多名士兵。我刚下飞机马上命令立刻实行“颠覆”计划，运输机马上起飞一架架的飞向远方，在起飞不久从内蒙古各地起飞的各种护航战斗机迅速和他们汇合，稍晚些时候轻型轰炸机和少量刚到的俯冲轰炸机也起飞支援。
在去年我们飞行员带着一批容克52/3M运输机回国后我们就开始思考怎么运用它们的问题，只是专门的运输货物或者民用太空闲了。负责航空情报的官员说，苏联用大量的运输机组成了空降部队，现在已经组建了五个空降旅，其中一个就在我们远东地区。我一听就来兴趣了，让他接着说下去。他说用运输机来运输士兵不仅速度快，机动性强，可以做敌后的破坏占领，也可以当作支援部队使用，让敌人措手不及，尤其是现在中国乃至日本都没有太严密的防空网，这对空降作战是十分有利的。我们听了经过商讨后，命令司令部警卫团抽调一个营和第一师抽调了两个营组建了中国第一支伞兵团，向德国订购了大批的伞降设备，并请他们派遣了50名“跳伞协会”的技术人员来指导，德国是不允许拥有空军，基本上军事部门都以民用作为幌子。经过大半年的训练，他们已经掌握了伞降的基本技术，虽然还比较稚嫩，毕竟已经有了初步的战斗力，在别人没有认识到的时候起到的突然袭击的可能是非常大的。
在我们上南京前我们已经制定了对新疆的作战计划，参谋部的军官想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以我们在组建的伞兵团突降在新疆省会迪化，摧毁所有的政府和军队指挥系统，抓获或者击毙盛世才，控制迪化。机械化和骑兵部队迅速的开进，消灭一切的顽抗势力。考虑到新疆的少数民族过多，尽量分化他们，每到一处就开始大规模的实行改革，让他们尝到改革的甜头，我们的占领至少是不反对。那些有野心的民族分子暂时不动他们，等我们站稳了后再慢慢的处理。最让人担心的是苏联的部队，我们不能现在就和他们翻脸，我们虽然对他们不怎么依赖，但是大量的美国和德国买来的物资、机器设备、武器和出口的各种轻工业产品、重金属等都要通过苏联境内。所以我们在占领后将会和苏联进行和谈，必要的时候还要做出让步，这无疑是让我们非常难受的，处理自己的国土问题还要看外人的脸色对每个军人都是耻辱。这就是落后的代价，我们已经准备在占领新疆后立刻打通到英国殖民地印度的陆空通道，改变我们对苏联运输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