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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过去了。
我所工作的秋水翻译社在一个商住楼的第二层。一共有十个正式员工，其余全是临时合同制。我的工资只有在北京时的一半，据说，在昆明还算是高的。我在单位附近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公寓。一室一厅，挺大，房租不算太便宜，也不算太贵。
沥川回瑞士后，我决定把对他的爱心转移到支持祖国的残疾人和癌症病人的事业上。每月一发工资，我捐五百块给残疾人基金会，五百块给癌症基金会，完全匿名。所以虽然我算是高收入，我的生活远离奢侈，过得马马虎虎。翻译社的福利远远不能与九通或者CGP相比，工作的强度却不相上下。中午没有免费的午餐。我有时吃盒饭，有时吃方便面，很少去餐馆，尽量节省。
大约是方便面吃太多了，加上工作忙碌、生活无规律，我的胃大出血过一次，住了十二天的医院。小冬在医学院读博士，闻讯回来看我，照顾了我五天，被我赶回了广东。
我信守诺言，从没主动给沥川打过电话。沥川倒是偶尔会打电话给我，有时候是Email，基本上两三个月一次吧。过生日，他会寄巧克力饼干。逢年过节也会专程来电问候。总之，大家还是朋友。
他不大谈自己的情况，大约时好时坏。
去瑞士后的第二年，沥川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配型，便立即去美国做了骨髓移植。结果弄出了一大堆并发症，有整整七个月没来电话。后来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好些了，但不是很稳定。病了那么久，他已变得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身体。再好的时候都会突然坏下来。除了配合治疗，也不能指望太多。
沥川就像我手中的一个气球，哪怕已飞到云端，哪怕已远得看不清颜色，轻轻一拽，还在那里。我和他之间，可以变得很冷，也可以变得很热，也可以变得不冷不热，但那一根线，永远也扯不断。
偶尔他也会老调重弹：“你呢？move on了没有？有没有新的男朋友？”
我轻描淡写地把问题挡回去：“既然答应了你move on，自然会信守诺言啦。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我才不会告诉你，给你快感呢。”
爱这样一个人，爱了十年。自己的心，被推下悬崖两次。只想后半生平平静静，“爱”这个字，再也不要提了。
单身挺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这一年的生日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小冬给我买了一个大蛋糕，我们吃了一小半，剩下的与病友们一起分了。
说来好笑，小冬来医院看我时，对我的现状挺不满意。第二天就出门买了几件时尚的衣服送给我：“姐，你二十七岁就穿二十七岁的衣服，好不好？不要看上去好像三十七岁的样子。还有，头发也弄一下啦。不要是鸡窝短发了，半男不女的。那个，烟也抽得太凶了，下个决心戒了吧。”
这就是亲人。亲人很可爱，也很唠叨。小冬还加上一条，霸道。自己穷得要命，还非要塞给我两千块钱。做的粥巨难吃，我还得强笑着吃了。住了五天，我只想他快点走。
出了院回家，收到沥川的一大堆留言。
有一条说：“小秋，生日快乐！给你寄了礼物，收到了吗？希望你喜欢。”
又有一条说：“小秋，你出差了？为什么一连七天没人接电话？连Email也不回？”
我的留言机只能录二十条留言，一下子全占满了。
毕竟是病人，还是沉不住气啊。我苦笑着把留言全删掉了。
出院之后的第一天我就去上了班。我在英文部，工作非常积极。翻译社的很多工作都是计件的，译得越多，年终奖也越多，所以我努力挣钱。
忙了一整天，我骑自行车回家。外面下着雨，楼道里很黑，我看见里面有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身影十分熟悉。
“Hi，小秋。”
我吓了一跳，拍了拍手，声控灯亮了，打量他。
沥川还是那么迷人。下巴刮得光光的，有点瘦，不过比离开昆明时要结实得多，气色也好得多。他拄着双拐，身边放着一个中号的行李箱。
我呆呆地看着他，似真似幻，觉得大脑有点木。他向我笑了笑，我又有点迷失。
沥川离开我后，我的生活过得很乱，而且，似乎退回到了原始状态。
见我一直愣着不说话，沥川说：“对不起，事先没通知你。我找不到你，以为你出了事，打电话到翻译社，他们说你胃出血住院了。”
“哦。已经好了。”我说。
“什么时候出的院？”
“昨天。”
“出了院你就上班？上一整天？”
“嗯。”
雨衣还在滴滴哒哒地往下落水。
“把雨衣脱了吧。”他轻声地说，接着便帮我把雨衣从头顶揭了下来。
声控的灯又黑了，我不得不跺跺脚。
我的样子有些狼狈，头发剪得很短，乱蓬蓬的。沥川凝视着我，说：“怎么，不打算请我进去吗？”
“当然，”我说，“等等，我得先找钥匙。”
钥匙放在挎包里，怎么摸也摸不着。心一烦，我蹲在地上，将小包一倒，倒出一大堆零碎：钱包、硬币、口红、润唇膏、餐巾纸、小纸条、卫生巾、半包话梅、口香糖、半包烟、打火机、小镜子、一瓶矿泉水、两只圆珠笔、一只铅笔、手机……刚要找，灯又黑了。这回是沥川拍手，把灯弄亮。
找到钥匙开了门，我打开客厅的灯。
“请进。”
沥川拖着行李箱进来，站在房子的正中间，四下一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是这样，我的房间基本上是一两个月才收拾一次。地上、桌上、书架上，有很多的灰尘。为了防止被人立即看出来，我一般都买灰色的家具。沙发上摊着几件脏衣服、地板好久没拖了，有几只不成对的拖鞋，还有一只脏袜子。
我用手往沙发上一扒，将脏衣服扒到两边，留出一个空档，对沥川说：“请坐。”
沥川没有坐。我突然想起沥川以前说过，他的骨癌若是复发，很可能会被再次截肢，不禁问道：“沥川，你的这条腿……是真的吗？”
他摇摇头：“不是真的。”
“还剩下多少？”我大惊失色，连忙跑过去摸。
“开你的玩笑啦。”他摸摸我的头，“当然是真的。我还没那么倒霉吧。”
我松了一口气，颓然坐倒在地板上。
“小秋，屋子太乱了，我得替你收拾收拾。拖把在哪里？抹布在哪里？”他一把拉起我，让我到沙发上坐下来。
“厨房。”
他进了厨房，又迅速退了出来，差点尖叫：“小秋，厨房里有蟑螂。”
“你怕呀？”
“有杀虫剂吗？”
“没。”
然后我就听见辟辟啪啪的声音：“那就只好用人工了。”
沥川在德语区长大，生活习惯里有很强的德国作派，极爱整洁。他整理客厅，花掉一个小时，用软布擦掉了每个角落的灰尘。地板拖了三趟，我怕他滑倒，要帮忙，他不让。衣服分类扔进两个洗衣篮。
他拿拖把时，从里面爬出两只蟑螂。被他用手杖拍死了。
“那我干什么？”
他扔给我一个遥控器：“看电视。”
他去收拾厨房，洗了我吃早饭忘记涮的碗。厨房虽然小，可是比较脏，他花了两个小时才弄得彻底干净了。
“小秋，每次炒完菜，锅底也要洗，不然就是黑的。”
我昏，锅底从来就是黑的，人家还要锅灰呢。懒得和他理论，反正他也住不了几天，一切还会还原的。就胡乱地答应：“好的好的。”
过了好久还没见他从厨房里出来，我问：“你干嘛呢？这么久还不出来？”
“洗瓷砖，瓷砖不够白。”
“这可是苦活，不过造福人类，您慢慢干。”
他用刀子刮、钢刷刷。累得惨惨的。
最后，好像干完了，他又问：“你吃饭了吗？”
“没吃，你呢？”
“也没有。我在外面等了你好久。”
“哦。那你订了宾馆了吗？”
“能住这儿吗？”
“什么？”我跳起来了，冲到厨房对他吼，“王沥川，我的地方，你想来就来、想住就住啊！”
“干嘛这样凶嘛？”他说：“我问你，上次你去苏黎世，我让你住哪儿了？礼尚往来，对不对？我没有别的意思，你的病还没好，我来这里，只是想照顾你一段时间。”
“关你什么事？我让你照顾了吗？”我继续大呼小叫，“我的病早好了！”
“犯得着生那么大的气吗？”他按住我的肩，“瞧你，还说病好了。一动气，脸都白了，一点颜色都没了。坐下来，坐下来。”
我气乎乎地坐下来，他继续说：“以前都是你照顾我。上次你骨折，那个博士天天守着你，也没轮到我。这回总该有我一份了吧？”
不提骨折倒罢了，一提这个我更来气：“你怎么知道我没别的男人？”
他怔了怔，知道是诈，又笑了：“给翻译社打电话，是你的同事接的。她说你挺困难的，到现在也没一个男朋友。病了没人照顾你。你弟弟来了几天就走了。”
我气愤地说：“闹心，是谁这么八卦呀？这人怎么什么都告诉你呀？”
坦白地说，我没料到我会这么快就步入剩女的行列。翻译社里除了老总之外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大家都叫我“秋姐”。听起来像是对业务尖子的一种尊称，我老觉得背后有点嘲讽的意味。其实我来昆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逃避艾松。他从加州回来，给我打过好多次电话。还谎称开会，亲自到昆明来看我。见我长期不积极、不表态，这才没有了下文。
“我说我是你在海外的叔叔。你父母双亡，所以我是你重要的长辈。何况，卫生间里的半盒安全套还是苏黎世的牌子。都过三年了，你也不扔了。”
“我留着当橡胶手套用。洗脏东西的时候，一只手指戴一只。”
他大笑，咣当一声，打破了一个杯子。
“Oops！”
做完了客厅和厨房的清洁，屋子的干净程度已可以与五星级宾馆媲美了。
中午太忙了，我没来得及吃饭，等到觉得饿时，已经是四点钟了。我跑到翻译社对面那条街上，买了一份盒饭吃了。好菜都给人家挑完了，就剩下猪耳朵鸡块什么的，我狼吞虎咽地吃了，到现在还烧心。
卫生间是屋子里最干净的地方，因为我个人在这方面也比较挑剔。沥川在里面只清理不到十分钟。他出来问我：“冰箱里有菜吗？我饿了，要做饭了。”
“没菜。有方便面，各种牌子的。韩国味道的都有。”
他刚要接话，忽然听见敲门声。
我们一起打开门，是对门家的关奶奶。关奶奶六十多岁吧，和儿子孙女住在一起。我们邻居关系挺好。她手里提着一个大碗，看见沥川，有点吃惊。
“关奶奶！”
“哎小秋，住院刚回来啊？”
“是啊。”
“听说是胃出血，没事了吧？”
“没事了，谢谢您还惦记着。”
“胃不好得养着，别乱吃东西。你们年轻人就知道工作，不注意身体哪行啊。我给你熬了一碗肉粥，里面有打碎了的青菜，你先吃几天粥，等胃好些了再吃米饭。呃——这位是？”
我不知道应当怎么介绍沥川，就说：“嗯……这位大哥姓王，是我请的钟点工。来帮我做清洁的。”
“哦哦，王同志，麻烦你啦。”
我们寒暄了几句，我接过粥，谢过，回到屋里，分了沥川一碗，一下子就喝光了。
奶奶的粥真香啊。
沥川看着我享受的样子，苦笑着问：“你是不是老是蹭对面人家的饭吃？”
“嗯……给她孙女辅导过几次英文，次数不多。远远比不上蹭饭的次数。”
吃完了，沥川去洗碗，我傻傻地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无厘头的综艺节目，看得我直打呵欠。
我觉得，这么些年后再见沥川，我没有激动、没有兴奋，已经木讷了。
“我帮你洗个澡吧。”沥川说。
我被他带进浴室，我看着他，叹了一口气，说：“浴缸里很滑，你小心点。”
“那你扶着我。”
我用手轻轻地圈住了他，将头贴在他的胸口上。他仍着戴着我送给他的那个辟邪，玉色更加润泽。我将辟邪咬在口里，咸的。
沥川仔细地替我洗头发，洗了一遍又一遍，又替我洗耳朵背后。
“有多少天没洗了？”他问我。
“不记得了。”我继续打呵欠。
“累了？”
“嗯。”
“早点睡吧。”
我们来到卧室，被子没叠，还是早上起来时的样子。沥川坐上去，很快就把我拉出来：“床上不干净。”
“不会吧，昨天还收拾了的。”
“上面有饼干屑和土豆片。”
他去找床单。
“要不把被套和枕套也全换了吧。”我指给他地方。
真是公子哥儿，怎么这么难伺候啊。
他果然全部换了一套白白的床单，这下干净了。
我钻到被子里，沥川紧紧地抱着我，吻我的脸。我呆滞地看着他，不为所动。
过了一会儿，我说：“沥川，我要睡了。”
他温柔地抚摸着我，轻轻地说：“小秋……你不会连这个也不会了吧？”
“不会了。跟着你这么些年，我的智商变得跟果蝇一样了。”
夜半，沥川在我怀里哭了，说：“对不起，小秋，我错了。我耽误你太多年了。”
翌日醒来，沥川已经起床了。他去买了早饭。
他说他自己得过一会儿才能吃东西。他仍然要吃那个增强骨质的药。
我八点半上班，他一直送我到单位的门口，然后，交给我一个小包，里面有几个盒子：“你的Lunch。”
我接过来，问：“冰箱里没有菜，你怎么做的？”
“菜市很早就开门了，我出去买了菜，还问了隔壁的奶奶怎么做那个粥。希望你喜欢。”
“谢谢哦。”
我去上班，沥川回家，他说他要继续做清洁。我有点想问他究竟会在这里待多久，不过，沥川一向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问也是白问，也就不问了。
中午沥川打电话来问我：“Lunch吃了吗？”
“吃了，早吃了。”
“你热了没？”
“没热，需要热吗？”
“怎么不需要热？你真是果蝇啊。”他在那边生气，把电话挂了。
中午吃饭我打开几个饭盒，同事们都震惊了。两菜一粥、一荤一素，还有水果沙拉和点心。我对沥川的手艺实在有点吃惊了。
五点半下班和同事们一起出来，沥川就在门口等着我。
他和我的同事握手，介绍自己，半开玩笑：“您好，我是王沥川，是谢小姐的钟点工。负责清洁、做饭和接送。”
我窘到了。因为沥川西装革履、打扮光鲜，往那里一站，大家都以为今天这里有人要拍电影。
沥川开车接我回家，晚饭已经摆到桌上了。三菜一汤，我仍然得喝稀饭。
“你看，这样，生活是不是就有规律了？”
“是的。”我赶紧点头。
吃完饭，他牵着我的手出去散步，说：“你的腿为什么还是有点跛呢。”
我腿上的钢板，过了一年才拆掉，医生说愈合得不错。我仍然喜欢体育，每天坚持骑车上下班。
“我不觉得啊。也没人跟我说啊。”
“真的有一点儿，一丁点儿。”
“那就是残疾了。”
“我带你去瑞士动手术。”
“我哪儿也不去。”
回到屋里，他拿着一个小篮子，上面盛着巧克力和一大包他做的饼干，拉着我，去敲对面家的门。
他将碗还给关奶奶，递给她那篮子礼物，又送了两个红包，郑重地谢她，又说：“奶奶，我不在的时候，小秋多亏您照顾了。这是给您孙女的一点见面礼，请收下。”
“哎哟，您太客气了。用不着两个红包，我其实只有一个孙女。”
“另一个红包是给您的，不成敬意，买几件衣服穿吧。”
奶奶欢天喜地收了，末了，还问：“王先生，你这一身打扮挺富贵的，你不是钟点工吧？”
“我是的。”
“那你一个小时要多少钱啊？”
“我……义务的。”
奶奶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了，笑了，说：“小秋真有福气啊。”
“不是她有福气，是我有福气。”沥川微笑地更正。
我们携手回屋，沥川递给我一张纸。
我一看，上面有十道数学题。
“给你十分钟，能做完吗？”
“干嘛呀，数学我全忘光了。”
“你可是个旧市的高考冠军呢。”
“好吧。”
他按表，我拿笔，五分钟就做完了。沥川溜了一眼答案，说：“智商没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错了。你怎么就看着有点傻傻的呢。”
我拿遥控器，点开TV，继续看电视。
沥川抱着我，我就窝在他怀里看言情剧，大把大把的流泪。晚上，我们早早上床，沥川款款地待我，我们恢复了以往的甜蜜。
戏弄了一半，床底下忽然传来细细簌簌的响动，沥川对着天花板叹气：“小秋，这里除了蟑螂，还有老鼠？”
“嗯，有两只，估计是夫妻。我还拿饼干喂过他们呢。奇怪，今天怎么只听见了一只的动静呢？”
“糟糕。”沥川赶紧用手蒙住我的眼睛。
“你抓了一只？杀了？”
“白天的时候……”某人不敢往下说了。
“沥川你丧尽天良啊。床下的那只，一定在唱歌。”
“唱什么歌呀？”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它唱它的，咱们继续咱们的。”
第二天，沥川仍旧送我去上班，仍旧交给我一大堆饭盒。这次，每个饭盒上都贴了纸条：
“我是肉粥一号，请热一分钟。”
“我是茄子二号，请热四十五秒。”
“我是红烧鱼块三号，请热三十秒。”
“我是水果沙拉四号，生吃，不用热了。”
女同事们羡煞了。说沥川把翻译社当幼儿园了。
下班沥川来接时，她们都说：“小秋，你的家长来了。”
据我所知，沥川从小就是被人伺候的，从来没伺候过别人。当沥川每天都这么做时，我在想，这公子哥儿能坚持多久。
当过了一整年，他还是天天这么做时，我就有了一种幸福感，很华丽的那种。
当然，我的幸福从不长久。我对沥川这次回来，也没什么指望。
我就这么毫无指望地和他亲亲热热地过了一年。感觉挺好。这一年，沥川没有工作，一张图也没画。除了替我做饭、上下班接送、陪我散步、看电影之外，什么也不做。
只是，在我狭小的公寓里，沥川行动不是很方便。
终于有一天，我对他说：“沥川，咱们不住这里了。咱们找个大一点的房子吧。”
他马上拿起了笔，说：“找什么？我给你画一个。要啥样子的，你说。”
“大一点的。”
“就这要求？”郁闷了。
“嗯。浴室里多点安全设施。”
“还有别的要求吗？”
“没了。”
过了两天，沥川设计好了一个两层楼的白房子，各种图样都手绘出来了，一样一样给我看。
“太精致了吧？”我皱眉，“哪家公司愿意单独替你做这个？”
“比如说，我自己的公司？”
“哦……那你会累的。你身体又不好，不能忙这个。”
“不累不累。”他乐滋滋地说。
“不行，你还得给我做饭呢。”
“这倒是。”他沉思，然后，到卧室去打电话，回来跟我说：“我哥说他来找人替我盖，条件是他和René得设计一部分房间。”
“行啊，我没意见。”
“我有意见，”他想了想，眼睛一亮，“我让他们设计地下室。”
“浪费人才呀。唉。”
又过了三个月，沥川还是每天做钟点工，一日三餐，顿顿都是他掌勺。我的家务活就只剩下了看电视和读小说。偶尔涮一下碗，被他说不干净，他还重涮一回。
我们的房子在一个靠山的小区里，里面有很多房子，我们的是最漂亮的一个。建好了，沥川带我去参观，回来的路上他问我喜欢不，我说：
“楼上楼上我都喜欢！花园也喜欢！”
“最喜欢哪里？”
“……地下室。”
沥川苦着脸说：“完了，我受打击了……我得找我哥算账。”
我觉得，我得安慰安慰他。
那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我问他：“沥川，今天是不是好天气？”
“是啊。”
“今天，是不是好日子？”
“也是。”
“那今天，咱们去办结婚证怎么样？”
怔住，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他为难地说：“……一定要结婚吗？就这样过不行吗？不是我不愿意，我是怕活不长，你又成了寡——”
“你严肃点。”我板着脸。
“嗯。”
“‘嗯’是什么意思？”
“‘嗯’就是说，如果你一定要结婚，我没意见。”
“就这么马虎吗？没有单腿下跪什么的？”不公平啊，怎么老是我吃亏啊。以后他都会说了，都是我赶着要嫁给他的。
“人家就一条腿……你同情一下嘛。”
拖着他进了民政局。办理结婚手续的是一位大婶，挺和气。
“证件都有吗？有照片吗？”
我从包里拿出几个本本：“这是我的户口本、身份证。他是外国人，这是他的护照、居留证。这是复印件，还有三张两寸近期免冠合影。”合影也不是近期的，十年前的。我把这些证件拿出来，有一种阴谋的感觉。
大婶检查了我们的证件，见沥川一直不说话，问我：“他不会说中文吗？”
“会的……他太激动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我挽住他的胳膊，做亲密状。
“他是瑞士人，我们还需要他出据一份《婚姻状况证明》的公证，证明他现在没有配偶。”大婶业务很熟悉。
我和沥川都傻眼了。
“说了吧，要你别来，你偏要来。”他严肃地看着我，“现在，麻烦了吧？”
“沥川，你不会是已经有个老婆了吧？”我抓狂了。
“我哪里敢？”
他拿出手机拨号。
“哥，我需要一个文件的公证件。《婚姻状况证明》。
“你说是干什么用的？
“快点吧。
“嗯，就这样。”
四句话交待完毕，他收线，对我说：“我哥今天去办，晚上坐飞机，明天到昆明。”
“行，效率挺高。”我给了大婶一盒瑞士巧克力：“大婶，我们明天再来。”
第二天，我照常上班，到了下午，我们手牵手，又去了民政局。沥川说，René和霁川都已经到了，他们会拿着《婚姻状况证明》在民政局等着我们。到了大门口，果然看见了他们，都穿着一本正经的礼服。我和沥川都只穿着日常的衣服。
我有点郁闷，对沥川说：“咱们应当穿得正式点，你说呢？”
“用不着吧。咱们俩走到哪里都是一对俊男靓女。”
大家互相拥抱，René和霁川祝贺我们。我和沥川进去办好了结婚证。出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门口站了好多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还有外国人。全都穿着一本正经的礼服。大家都用激动的眼光看着我们。
我回头看沥川，发现沥川也怔住了。
然后，里面有两个混血模样的高中女生，忽然齐齐地尖叫：“Alex！小秋！We love you！”
沥川向她们点点头，拉着我的手说：“小秋，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家人和亲戚。”
我的腿有点哆嗦，面前有三十多个人呢。我低声问他：“这么多……都是的吗？”
“来了一半吧……主要的都来了。”
“这是外公、外婆。”很慈祥的一对老爷爷和老太太，“你的围巾是外婆织的。外婆一共有五个孙子，她给每个孙子的媳妇都织一条围巾。连René都有一条。呵呵。”
沥川的外婆是法国人，抱住我说了一大堆法语，然后亲个没完。
“这是爷爷、奶奶、和爸爸。”
沥川的爷爷我已经认识了，老先生呵呵地笑了几声，说：“原来安妮就是小秋呀！完了，我一见面就把她得罪了。没关系，爷爷到时候好好地陪你玩苏黎世。你别盯着沥川，说到玩，王家的人数我最会玩了。”沥川的爸爸也是瘦高个子，看得出，年轻的时候也很英俊。奶奶的个子倒不高，还有点胖，一头银发微微带卷儿，乐呵呵的，挺干炼。老奶奶拉着我的手不放，一个劲儿地说：“这么好这么漂亮的闺女，沥川这些年多亏了有你，沥川真是好福气呀。”
沥川一个一个地介绍：“这是叔叔、婶婶、舅舅……这是我的表妹、侄女……”
每个人都上来祝贺我，和我拥抱。
接着，我听见远处有个小伙子背着双肩背包向我跑来：“姐！姐！”
啊……小冬！！
“小冬，你怎么来了？”
“有人打电话到我们系办公室，说给我买好了机票，让我过来参加你的婚礼。——他的中文我听不太懂，以为就是姐夫。”
我摸摸他的头，说：“那个不是姐夫，是René.”
沥川笑着过来和他握手：“你就是小冬，我是沥川。你姐总是提起你，我们总算见面了。”
紧接着，又来了一辆出租车，里面下来了的四个人却是我和沥川都熟悉的。
我们连忙过去叫道：“姨妈！姨父！表姐！表姐夫！”